去年，当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《自画青春》丛书时，我颇为感慨：假如倒退10年，我女儿也许可以成为丛书的第10位小作家了。
《自画青春》丛书由9部长篇小说组成。9位作者全都是高中生或低年级的大学生，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，因此，人们就给他们冠以了“小作家”的头衔。
后生可畏。这群小作家的集体亮相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一片彩声。然而，微词也随之而来，据一家报纸透露，9位小作家中有6位是作家编委的子女，幕后难免有“小动作”之嫌。于是，该丛书的责任编辑之一，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萌就站出来为他们辩护，说：“6位作家子女被选上来是偶然的，也是一种必然。作家子女的家庭培养是重要的，家学的熏陶使他们比别的孩子在文学创作上更具优势。文学史上子承父业的屡见不鲜。就这套书的作者而言，他们在写作上都有长时间的积累，好几个从10岁就开始在相当级别的报刊上发表作品，并获过多种奖项。他们是凭借自身实力赢得这个机会的。”
赵萌所言，肯定是事实。我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，是因为我女儿也曾“自画青春”，写过几篇小说。
我女儿的第一篇小说，写于1987年初。就在此之前，记不清是因一件什么小事惹我和她妈妈不快，我过重地责备了她一句：“没出息！”一气之下，她接连三天不理睬大人，放学回家后，就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连晚饭也不出来吃。我以为她是闭门思过呢，不曾想，到了第四天早晨，她突然开了金口，问我：“爸，你的第一篇作品是几岁发表的？”我答：“17岁。”她说：“我今年也正好17岁。”话音未落，她就扔过来一撂稿纸，再无一句多余的话，便拎起书包上学去了。我捡起她扔下的稿纸一看，原来是篇墨迹未干的近万字的小说，题为《不再寂寞》。当我一口气把她的这篇小说读完之后，惊呆了：这是我女儿写的吗？这比我初学写作时的起点高多了呀！
显然，她写这篇小说的起因，是为了赌一口气。你不是说我“没出息”吗？我写一篇东西给你瞧瞧。你不是17岁开始发表作品的吗？我17岁写的处女作，难道就不够发表水平吗？……读罢女儿的第一篇小说，惊喜之余，我不免有些不自信：会不会因为她是我的孩子，出于偏爱，我就把一篇“豆腐渣”似的涂鸦，看成了“红杏出墙”似的成功之作呢？当时，我在作家出版社小说编辑室当主任，为了检验我的判断是否客观，便把女儿的这篇小说带到办公室，交给两位平素也写小说的年轻编辑审读，请他们发表意见。事先，我没有透露作者的身分，只是说，她是个17岁的孩子。未曾想，他俩读了这篇小说之后，竟然比我还兴奋，都觉得不像出自一个17岁的女孩子之手，以为她是个颇具功力的女作家哩！
女儿的处女作，很快就以她的小名“青青”在《青年文学》发表了。后来，她又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眼泪没有颜色》和中篇小说《另一种天空》。有朋友问我：“你女儿的小说是不是你帮她写的？”我如实相告：“她是用他们这代人的语言写她的校园生活，我决写不出来。我只充当了她的第一个读者而已。作为一个文学编辑，读完一篇稿子之后，总会谈一点自己的感觉。每次，她的习作在发表之前，她都根据我的意见作过一些修改，这是事实。但即便是修改，也都是她自己动笔去改。除纠正错别字外，我没有帮她写过一个字。”
女儿的小说发表之后，有过一些反响。与我至今不相识的评论家王愚曾撰文称赞过她的那个中篇小说。《?望》海外版的记者还通过《青年文学》找到北京二中，采访了她。记得那位记者采写的文章刊出时，介绍了包括我女儿在内的三位女中学生的创作，也是作为一种“自画青春”现象加以鼓吹的。这件事也引起了我的兴趣，萌生了选编一本《女中学生小说选》的念头。经过近一年的搜寻、遴选，还终于编成了这个集子。遗憾的是，虽说这部书稿被一家出版社欣然接受，《社科新书目》也刊出了用于征订的“内容提要”，但不巧遇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，该出版社内部人事变动，致使一些图书未能如期出版，《女中学生小说选》一拖数载，也就成明日黄花，不幸夭折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入选《女中学生小说选》的作者，有几位也是作家的女儿。如张弦之女张为、韩少华之女韩晓征，还有如今是光明日报记者的李春利（由她作词的电影插曲《烛光里的妈妈》曾广为流传），其父当年是新华社记者。但是，我女儿在面临高考时，并没有像前三位作家的女儿那样选择中文或新闻专业，而是去读了“外经外贸英语”专业。虽说她的中篇小说《另一种天空》是进大学一年之后才续写完成的，但后来，就再也没有动过写小说的心思。如今，她奔忙于国际金融领域，成了外资企业的白领丽人，自然比我活得要宽余、潇洒得多。尽管如此，有些亲朋见了我，还总要问：“你女儿还写小说吗？”当听到否定的回答时，他们又总会感叹一声：“可惜啦！”
可惜吗？我以为并不可惜。赵萌在为《自画青春》丛书中身为作家子女的小作家辩护时曾说：“文学史上子承父业的屡见不鲜。”其实，文学史上子承父业的只是凤毛麟角。秦牧在“文革”前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及，现代中国作家中，几乎找不到一个其子女也是作家的例子。这是真的。如现代文学史上名列前茅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……在当时，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是“小作家”。一场“文革”风暴，竟然将此局面冲破了。不仅巴金之子李晓、老舍之子舒乙、曹禺之女万方先后走上了文坛（当然，舒乙应属改行），而且也还有茹志鹃之女王安忆、李瑛之女李小雨、杨沫之子老鬼等等一批作家子女脱颖而出，成了文坛新锐。近年来，又有6位作家子女的长篇小说入选《自画青春》丛书，这无疑是件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。但是，这6位“小作家”将来就一定“子承父业”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吗？恐也难说。
记得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遗嘱：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可见，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，并非靠遗传基因。所谓的“家学的熏陶”，当然能起一定的作用，但其真正的写作才能，还得来自生活的磨砺。与此同时，当作家必须安于清贫、甘于寂寞。如今出身于作家门第的“小作家”，如果有朝一日因生活积累贫乏而“江郎才尽”，或难以安于清贫、甘于寂寞，也就未必全部能“子承父业”，成为21世纪耀眼的文学之星。就像有人说我女儿，也许有一天，她还会拿起笔来，写她熟悉的金融商贸界的生活，如果真是那样，她一定能写得比专业作家还好。而我的看法是，这也是难以预料的事。一切都听其自然吧！只要她活得越来越好，将来干成哪个行当都行。更何况，中国作家协会如今已有6000多名会员，多一个少一个已无关紧要。
